公平靠法不靠侠
中国人恨匪，爱侠，像盼明君、盼清官一样盼侠。在明君、清官盼不到时，只有盼侠了。越是在动乱年代，越是盼着有一个侠来拯救自己。在清朝乾嘉之际，贪腐成风，社会动荡，人民盼清官、盼侠客，于是出现了一个武侠小说的高峰期。民初军阀混战不休，再次出现武侠热。然而，尽管文坛上武侠闹得很火，而人民盼来的却是“侠之流”的土匪。瞿秋白认为，武侠热是一种让民众“梦想着青天大老爷的青日主义者，甚至于把这种强盗当做青天大老爷”，“安心做奴才”，等着侠来“劫富济贫”，最后不过是“空谈”(《瞿秋白文集》二《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有人说侠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组成部分，不无道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民众始终被压在最底层，他们盼望公平，可有谁来给他们公平呢？在思想禁锢的文盲国度，他们只能盼明君，盼清官，盼侠。实在盼不到了，绝望了，就去当土匪。直到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出现之后，中国人才明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
如今，土匪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而侠文化、匪文化不可能成为历史。其积淀之厚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负能量。不用说绑票、拦路抢劫之类的犯罪就是土匪行为，只说许多犯罪团伙特别是黑社会组织无不有匪、侠文化的影子。
“不义之财，取之可以”，侠和匪均以此为信条。现在有劫贼号称“专偷贪官”，媒体上也时有贪官被盗而不敢报案的报道。看了类似报道后，很多人对贪官恨得咬牙切齿，而依稀把贼看成了侠，仿佛他们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似的。这种心态的背后，是对社会公平的渴望和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同时也是无意中对“盗亦有道”理论的认可。但是：第一，谁能保证窃贼“专偷贪官”而不偷别人？贼是为自己而偷，其实并不管你是否是贪官。要他们当侠，“专偷贪官”，不可能。第二，即使真的“专偷贪官”，谁是贪官谁不是贪官，全凭贼来当裁判，能客观吗？梁山泊“替天行道”，专反贪官，他们划分贪官好官、好人坏人的标准其实是一个义字。义者，正义也。仗义，就是做符合正义和道德规范的事。然而《水浒》虽然通篇不离一个义字，但判断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多重的。大多不是看是否合乎正义、道德和法律，而是取决于对弟兄们的态度，对弟兄们好就是义，对弟兄们不好就是不义。阳谷县县令在武松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后，为帮武松，故意做假供词假案情；东平知府为武松走后门重罪轻判，虽然他们都枉法了，但因为帮了武松，所以是好官，至于他们是否贪污，那是不必计较的。李家庄庄主李应，扈家庄庄主扈太公，祝家庄庄主祝朝奉同是土豪，三家订有共同防御梁山强盗的协议。而当时迁在祝家庄偷了报晓鸡被抓住后，李应为救时迁不遗余力，讲义气，因之是好汉，而祝家三兄弟要依法办事，要把时迁送官府，不义，所以要踏平。宋江打祝家庄，除了要救回小偷兄弟时迁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山上的粮草不多了，得下山抢劫了。打祝家庄，宋江仗的是义气，而不是正义；是为了利，而非义。如果像梁山好汉这样靠个人好恶来判断是非，那就是顺我者为义，逆我者为不义。张青、孙二娘夫妇开黑店，下麻药杀人无数，卖人肉馒头，罪在不赦，可仅因麻翻了鲁智深而没杀，后来被武松识破后，张青下跪求饶，几句话一吹捧，便成了结义兄弟。张青夫妇人性泯灭，何义之有？但梁山英雄要的义是义气，滥杀无辜也就不算罪了。
“杀富济贫”，也是侠与匪必打的旗号，因迎合了穷人的愿望而颇有市场。但是，清末民初多如牛毛的侠和绿林好汉，劫富无数，而济贫者百中无一，实际是劫富济己，而且劫起来连穷人的锅碗也不放过。即使在侠义小说中，也是屡见劫富，鲜见济贫，甚至只见劫富，而未见济贫。《水浒》被誉为侠义之经典，抢劫来的钱财堆积如山，有多少分给了穷人？他们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为的是自己快活，何曾管过老百姓？连不滥杀无辜也做不到。即使在内部，也是按等级分配。细看《水浒》，宋江也是嫌贫爱富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不是按贡献大小，不是按武艺高低，也不是按资历深浅，说是按“天书”，其实基本是按上山之前的社会地位。单说36“天罡星”，排在前12位的除了吴用、公孙胜两个军师外，其余10个不是财主就是原政府官吏或官军军官。卢俊义对梁山寸功未建，却能坐第二把交椅。凭什么？他和宋江一样能仗义疏财。疏财就是仗义，不疏财就是不仗义，不必管这财是怎么得来的。利就这么变成了义。有人说宋江是花钱买来的“领袖”，不是没有道理。鲁智深和武松可算是“老实”的侠，武功高强，贡献也大，仅被排在第13、第14位，连原县衙的公人（公安局刑警队长）朱仝也排在他们前面。最冤的是李逵和三阮，分别被排在第22、27、29、31位，他们都战功卓著，资历又老，往后排的原因，穷小子也。连梁山泊内部都没有平等，何况山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