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把古代的侠分为“老实的侠”和“取巧的侠”，在“老实”的侠死光后，只剩下“取巧的侠”，而“取巧的侠”不过是“侠之流”的土匪，外侠内匪，假侠真匪。
《水浒》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侠义，后半部分主要写忠义，写侠义是为了写忠义。书中有鲁迅所说的“老实的侠”，如鲁智深在渭州三拳打死镇关西，救金翠儿；在桃花村痛打小霸王周通，救刘太公之女；大闹野猪林救林冲，只为正义，不图回报。但《水浒》中更多是以宋江为代表的“取巧的侠”。宋江作为一个读书人，满脑子是出人头地，封妻荫子。在宋朝，要达上述目的，有两条正道可走，一是参加科举取得功名，二是通过军功成为武官，可惜他文不能应举，武不能上阵，怎么办呢？只得另想办法。他拥有宋家庄，是个土财主；在县里当押司，虽无俸禄，但能捞外快，于是他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仗义疏财，广结天下豪杰，走了一条以财博名，以名结豪杰，再以梁山豪杰为资本，乞求朝廷招安。他上梁山似乎是被迫的，是半推半就的，其实是心甘情愿的。他在江州题的反诗即可证明：“自幼曾攻经史，长大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在他为写了反诗而后悔时，李逵却一语道破本质：“吟了反诗，打什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宋江要做大官，非走谋反这条道不可；他上了梁山，非谋求招安不可。因此，宋江是个“取巧的侠”，由“侠”而“盗”，“终于是奴才”。前面我们说到《水浒》是土匪的圣经，宋江是土匪供奉的神，与其说土匪是求宋江保佑，不如说是要走宋江的路。这是一条法制外的升官之道，走此道者一直不乏其人。瞿伯阶是湘西巨匪，瞿波平所写的《瞿伯阶传略》说：“瞿伯阶粗识文字，《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他常看的书。他见队伍闹大了，曾学习古书上的搞法，对下属约法三章，借以收揽民心：一，不得罪没钱的人；二，不能强奸妇女；三，不要牵别人的耕牛。”这个土匪头子好像也要“侠”一把了，然而这点“狭义”只不过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而已。“凡是他想扩展的地方，他就指使部下尽量违背约法三章去扰民害民，有时派人去搞暗害活动，有时派人明火执仗去抢劫，弄得那些地方胆战心惊、人心惶惶。于是向他求情者有之，向他求保护者亦有之。他一到，就按约法三章办事，越显出他的恩赐，那块地方不但成为他的势力范围，老百姓还感激他呢！”队伍扩大了就要想招安了。他1936年被收编时，队伍集中后被国军用机枪全部扫杀光，好在他不在改编队伍中才捡了一条命；上了国民党的如此大当，而1941年他却再次接受改编，又再次上当。虽然一再上当，他最后还是要谋求招安，弄一顶正规的官帽戴。
清末民初的土匪几乎没有不被招安的，土匪头子几乎没有不想被招安的。如豫西的土匪头子，有当到省主席的，当到上将、中将、少将的有数十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剿匪斗争中，所剿的都是政治土匪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