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与匪咫尺之遥
虽然有“盗亦有道”的理论，但是土匪往往不愿戴盗的帽子，而愿打侠的旗号。
侠与盗的源头不是一回事。关于侠的定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气力也。”《韩非子•五蠹》说：“其带剑者（即游侠），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政府）之禁”。简单地说，侠是一种志趣相投、无视法律、靠武力横行的团伙。韩非把儒和侠列在“五蠹”之中，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主张“离法者罪”，“犯禁者诛”。
似乎是为了给侠正名，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游侠列传》。他满腔热情地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其意为：虽然游侠的言行不合主流，但言必信，行必果，答应了的事肯定去做，为解“士”之厄困，把生死置之度外，事后不图回报，不夸耀自己的能力和道德，所以有足以获得美誉之处。请注意，司马迁说的是为解“士”（区别于农工商的士人，包括做官不做官的读书人）之厄困，而非解民之厄困。也就是说，侠不是普度众生的菩萨，不是什么人遇到困难都会帮的，而是为特定主子卖命的。《游侠列传》中的侠都是为有知遇之恩的主子行侠的，其中三个牺牲了性命。
有意思的是，后世史家修史都以《史记》为蓝本，却唯独没把《游侠列传》继续作下来。紧接着《史记》修《汉书》的班固不但不为游侠立传，而且公开说司马迁笔下的游侠郭解之辈“不入于道德”。然而，正史不言侠并没有影响侠文化的传播，正如鲁迅所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且不说，只说清末民初出现了一股侠义小说热，如《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三侠五义》）等层出不穷。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电影业也加入进来，根据小说《奇侠英雄传》改编的电影《火烧红莲寺》大红大紫，成为票房冠军，以致连续拍了18部续集。1928年至1931年上海的50家电影公司一共拍了500部影片，其中武侠片就有250部，占了一半。值得深思的是，在民初，与空前的侠文化热同时发生的是空前的匪患高潮。侠文化没有孵出侠，却孵出一群群侠之流的匪。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故凡侠义小说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中国小说史略》之《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对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鲁迅颇不以为然，指出：“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侠的本质是奴，按此标准，鲁迅把强盗归入“侠之流”。他以《水浒》为例说：“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