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人民政府执行争取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的一个范例，青海省昂拉部落千户项谦归向人民政府》。项谦应邀到到内地参观，并在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
1952年12月17日，在青海省民族区域自治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联系扩大会议上，项谦作了发言：
各位主席、各位同志：
我是因受了土匪特务的欺骗而造成严重罪恶的人。土匪特务曾向我说：共产党来了不要宗教；你是千户，也活不成了。我听信了土匪特务的话，解放以后不到西宁来，也不准外人到昂拉去，并且站岗放哨，抗拒人民政府。对于省人民政府主席无数次的教育，对于班禅佛爷的函告以及很多千百户、活佛的忠言，我一概拒绝了，并且也自绝于尖扎区的人民，把尖扎区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共产党、人民政府为了拯救尖扎的人民和我自己，进行了剿匪和救济工作，使尖扎区人民脱离了匪害，获得了解放。
当尖扎区刚解放时，我想，各族人民一定要杀我，即使不杀，十年监狱是坐定了的，因此我逃到山里，不敢回来。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看见了解放军散发的传单，传单上说，如果我回去，不杀我，不关我，而且仍旧保持我的千户职位。这时，我想归向人民，有的人不让回来，怕杀了我，为此我们曾发生过口角。回到昂拉以后，首先见了工委王书记，王书记用好言好语规劝我，他说，过去错了，只要今天改悔就有出路，后来又见了省委周仁山部长，周部长也多方对我解释政策。以后我到西宁来，谒见了赵（寿山）主席、张（仲良）副主席，首长们都对我作了解释和教育，之后，到了兰州，西北军政委员会习副主席又勉励我，并请我吃饭。这些真诚的教育，使我才认识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回到尖扎后，我对宗吾加洛的儿子等还有顾虑的人说，政府对我这样重大罪恶的人还这么宽大，你们怕什么？结果争取了许多人回家生产。
后来，我到北京去参观了一次，这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我着实觉得我们是落后的多了。我参观了西安广仁寺，北京雍和宫，我看见这些寺院都保护的很好，有的还重镀了金；完全相信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和马步芳比起来，是根本不同的。马匪步芳烧毁了我寺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北京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主任，刘格平、乌兰夫副主任都给我们讲了话，反复讲解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我想起我过去的那种认识实在是太错误了。
这次会议上提到的马良（1952年叛变为匪）、马元祥等特务土匪，根据我过去的惨痛教训，他们是我们的死敌，所以大家要注意，并一致行动起来，消灭他们。我今天特别要嘱咐各王公、千百户，我上了匪特的当，你们千万不要学我从前那样，特务土匪的谣言决不可听信，以免受骗上当。但是，现在恐怕还有人相信特务土匪的话，这是要不得的。我想，土匪特务好象是空中的鸟儿，没有石头站，是落不下来，所以我们谁都不要当石头，特务土匪就藏不住。
项谦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为团结藏族人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59年3月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