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饶嘉措在佛学界享有极高的声望，达赖、班禅均尊之为师，蒋介石、杨森等无不待为上宾。他是新中国佛学研究会和佛教协会的奠基人之一，后来担任全国佛教协会主席。第七次劝降由他亲自出马，于８月20日到达贵德约项谦见面，头脑膨胀的项谦居然将大师晾在一边，置之不理。
项谦此举大逆不道，犯了众怒，又是一片讨伐声。但省委、政府和军区仍然没有放弃对他的争取。 ９月１日，省协商会副主席扎喜旺徐、马良、省政府委员兼省人民监察委员松布、省协商会副秘书长古嘉赛和藏传佛教领袖班禅的代表、塔尔寺的代表以及各界代表共10余人，组成代表团，手持班禅、塔尔寺全体僧众的信和省人民政府各位主席的联名信，冒雨前往昂拉，进行第八次劝降。省政府各位主席在给项谦的联名信上明确表示，只要他能与外来土匪脱离关系，协助人民解放军捕捉匪首，人民政府绝对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保留其千户和省协商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班禅在信中表示，对于政府的诚意，愿以宗教领袖的地位作保证。松布活佛为取信项谦，愿对其吃咒具结，但项谦还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而且辱骂马良副主席，罚他在太阳底下晒了３个小时。更恶劣的是，他派了６个匪徒持枪埋伏在昂拉与贵德四区的交界处，企图谋害代表团成员，因被副秘书长古嘉赛事先侦知，阴谋败露。
项谦第八次拒绝归顺，引起正在西宁参加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们的无比愤怒。与会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首领，强烈要求政府出兵剿灭项谦。省委书记张仲良也坚决主张打，于9月1日请示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要求出兵清剿，并做好了出兵准备。据贾巨川《剿抚兼施，收服项谦》记载：
“ 9月11日凌晨，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以西北局名义复电青海省委并张宗逊（西北军区主持工作的副司令）、阎揆要（西北军区参谋长）并报中央：
进剿昂拉是十分重大的民族问题，已请示中央，得批准后始可行动；未得中央复示前，万不可擅自兴兵。故预剿日期应作更改，候中央指示到再定。昂拉在藏族部落中是否已经孤立，目前各方反映尚不足说明究竟。即使在各部落孤立，但昂拉千户目前又未必在本部落孤立。这时进剿是否过早，是否惊动太大，是否使昂拉群众认为是打他们部落。只有昂拉千户在其本部落中孤立了，才是进剿的适当时机。解放后匪从未与藏族部落发生武装冲突。这次即使打了胜仗也伤民族感情。凡一切和我关系疏远者必增戒备之心理，团结困难，总之迟比早稳妥。对昂拉问题早作宣传是不策略的。在塔尔寺作专题报告会陷自己于被动，使人怀疑我要打人。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部落开头一枪是很难决定的。因此，在各代会（指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最后一天公开讨论，我们认为是不必要的。即中央批准可打与打同时动员亦为时不晚。过早向党内外动员事实上等于泄密。请再考虑并请中央对此问题即作示复为盼。”
中央同意了习仲勋的意见。青海省马上对出兵叫停，进行第九次劝降。在省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后，参加会议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首领，联合给项谦写了一封信，再次说明人民政府关于解决昂拉问题的方针，并推举海晏县人民政府县长同曲乎（藏族）和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呈德于9月16日前往昂拉，争取项谦来省，结果又被拒绝。
九次不行接着来第十次。９月下旬，省政府副主席、班禅驻西宁办事处主任扎喜旺徐、省协商会委员夏茸尕布、海晏县县长同曲乎同去昂拉，项谦竟集中2000余骑兵示威，扬言要对外进攻，还要扣留扎喜旺徐。青海省委再次请求出兵，西北局答复说：“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予我政治上甚为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有的政治条件。”没说的，再派人去谈判。
第十一次在1951年11月上旬，第十二次在1952年１月，省委请喜饶嘉措大师两去昂拉，可项谦虚与委蛇，顽固依旧。同月下旬，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省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古嘉赛去昂拉，项谦拒绝谈判，第十三次劝降失败。 第十四次在２月上旬，古嘉赛和省文教厅副厅长桑热嘉措去昂拉； 第十五次在3月10日，由德扎寺活佛夏迈尔的管家携带喜饶嘉措副主席和夏迈尔的两封信去昂拉； 第十六次在３月16日，省文教厅副厅长桑热嘉措、化隆县副县长却吉、省贸易公司副经理彩盖等去昂拉，连续6次，结果都一样，项谦拒不归顺。前后加起来16次了，时间过去了1年半，还继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