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王被杀了，萧家璧来了
许多历史事件都因为一个细节而出现转折。袁文才的命运也是如此。有一天，他来看他的好友，被毛泽东安排在前委任秘书长的刘辉宵。因南方气候潮湿，刘辉宵把一些发潮了的文件晒在太阳下。袁文才见刘辉宵不在，就在太阳下浏览这些文件，偏偏就看到了中央文件中上述那段要命的话。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没有去向组织交心、汇报，感到要躲避这场无妄之灾，只有逃回自己的老地盘井冈山才行。作为一个出身绿林的党员来说，他作出这个决定应该说是必然的。在部队南下至广昌苦竹坝时，他留下一张告假条，化装成商贩，于深夜不辞而别，昼伏夜行，回到王佐身边。他对王佐说，看来我们再怎么忠心，人家还是信不过。他这一走，就等于自己编了一根大辫子让对手抓住了，给那些要坚决执行六大决议案的人以新的证据。在井冈山，历来就存在土籍（土著）与客籍（北方移民）的尖锐矛盾，这种民间矛盾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当地的党组织中。当时有所谓“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边界特委的成员多是土籍人，而袁、王是客籍人，其红32团的官兵也多为客籍人。为解决党内土、客籍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办过两期训练班，不仅亲自授课，而且逐个谈心，但收效甚微，有时甚至矛盾到让毛泽东也无可奈何的地步。1928年2月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在推荐选举工农兵政府主席时，土、客籍互不相让，无法调和。毛泽东不得已只好让两籍人士轮留担任，任期三个月。就这，双方还是互不买账。土籍的主席任满了，客籍的主席刚上来，土籍党员把持的县委以这个人没文化、水平低为由，将他给免了，险些酿成客籍民变，最后袁文才以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否决了宁冈县委的决定。更有甚者，1928年“八月失败”后，以袁、王为首的红32团，在茅坪居然自作主张地枪杀了曾担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的土籍人文庚宗，引起土籍居民大逃亡，前委和特委费了老大的劲才将事态平息。这次，袁文才私自逃回井冈山后，土籍委员占绝对多数的边界特委便想乘机置袁、王于死地而后快，但因为有客籍委员反对，加上有毛泽东预先安排在特委的组织部长苑希先的平衡，只给了袁文才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1929年8月，即袁文才私自回井冈山后的3个月，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被调往湘鄂赣苏区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8军政委。上任途经武汉时，他向中央写下了一份长达1.2万字的工作报告，其中重点他谈了他对袁、王问题的看法。
他认为，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势力是土匪，而“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政权”。“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征兆。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益恶化。”“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们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危矣。”最后，邓乾元以湘赣边界特委的名义，对袁、王的处理提出了如下对策：
“土匪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一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需依现时之情形，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别想办法？”
邓乾元的前任是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明，他是湖南人，与本地的土、客籍矛盾无关，但他也与邓乾元的观点一致，也曾经向中央写过报告。这说明，在袁、王问题上，他们都是不赞成毛泽东的做法的。在那些从本本出发的人的眼里，毛泽东的做法是另类的，非布尔什维克的。徒手去会袁文才，把好枪送给土匪，这是江湖交往的做法。至于袁、王二人只对毛泽东言听计从，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那更是江湖人物的特点。毛泽东比他们更了解袁、王的问题。比如，王佐的五弟王斗娇为匪首罗冬生所杀，罗冬生把妹妹罗夏英送给王佐当了小老婆，这桩杀弟之仇就用这种方式了结了。亲弟弟一条命换了个小老婆，这算那档子事？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曾经对他讲过，袁文才这个人很狡猾，名堂不少。毛泽东之所以要团结他们，第一个原因很现实，就是离开了他们红军在井冈山就站不住脚；第二个原因是根据他的阶级分析理论，袁文才、王佐的武装属于自发性土匪武装，具有两面性，既有反压迫的一面，又有极具破坏性的一面，经过用革命道理耐心改造，防止其破坏性，是可以把这支土匪队伍改造成革命队伍的。可惜，时局的变化没有能让他完成这个改造过程，他就下山了；而六大的文件又等于否定了他的做法，逼着要尽快将袁、王以土匪消灭之。毛泽东当时远在赣南，对井冈山鞭长莫及，而且他这个前委书记根本管不了边界特委，特委是地方党组织，隶属于湖南省委。接替邓乾元任特委书记的朱昌偕把除掉袁、王及红32团为己任，而要除掉袁、王，必须先除掉毛泽东安排留下的组织部长苑希先。朱昌偕与土籍干部设计杀了苑希先，接着找机会向袁、王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