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第一回的重大课题
这支仅有几千人的武装，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正行进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下。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决定，红五军主力留守井冈山坚持斗争，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2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朱毛红军来信，提出将红军武装力量分散编入各乡村去，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这就是史称的中央“二月来信”。4月，红军收到中央辗转送到的来信，红四军召开前敌委员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根据会议意见给中央复信，不赞成将红军分散到乡村和朱、毛离开红军。在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和朱德都在思考，党已经拉起了一支武装，如何保持和发展这支武装呢？
红军出击赣南，红四军前委随军行动。一路上部队行军打仗军情紧急，为减少领导层次，决定红四军军委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5月，中央派遣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刘安恭来到红军驻地宁都。毛泽东和朱德对刘安恭的到来非常重视，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恢复军委，由刘安恭任军委书记。由于刘安恭对红军的历史和现实都缺乏深入了解，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后，在一些问题上同红四军前委领导发生了矛盾。一个更深的问题开始萦绕在毛泽东和朱德的脑海中：党拉起了这支队伍，但党怎样实施对这支队伍的领导呢？
与此同时，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毛泽东和朱德都看到和感受到，部队中存在着浓厚的军阀残余思想、流寇主义和享乐意识。毛泽东的眉头紧皱着，他想起去年7月，前往湘南的第二十九团，因战争失利几乎全部散失。这样一支部队，面临着的是两种前途和命运啊，或者成为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或者成为一支军阀部队和封建割据的队伍。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
艰难的探索与痛苦的碰撞
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对这些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正在不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来。
首先遇到的，是党对红军的领导体制问题。当时红四军设有前敌委员会，这是党领导军队和地方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还设有红四军军委。年初出击赣南时，停止了军委办公，后刘安恭的到来，恢复了红四军军委，并由刘担任书记。前委与军委的职责划分，是一个没有先例且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摸索的问题。而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后，由于不了解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他事。作为下级限制上级的职权，显然是错误的。加上当时处境困难，屡遭挫折，红军中包括高级干部中对一些具体政策制度和做法产生了议论、争论。
由此引发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方式问题。前委与军委的职权划分，直接涉及党的机关工作范畴问题。比如有人认为，“党管得太多了”“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受限制的”，有的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党应该如何实施对军队的领导？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处理党与军队的关系？这些都没有先例可循，必须由红军自己来确立。红军的大部分人员是从旧式军队中脱胎出来的，旧的思想和习惯难免带到了红军中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的还不习惯、甚至产生怀疑。旧习惯的改变和新制度的形成需要一个分外艰苦和漫长的过程，当时的党和红军正在经历着这个过程。
由此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的关系问题。过去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实行党代表制，但这与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在军队中的作用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很多情况下，红军中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作用地位要高出同级军官，这使得一些军官不习惯、不服气。
还有关于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问题，主观主义问题，小团体主义问题，流寇思想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在1929年夏天的红军中进行了激烈的碰撞。
发生在年轻的红军和红军领袖们中的碰撞，是如此地富有使命感和创造力，是如此地纯洁而光明、坦诚而干净、高尚而深刻，在碰撞中擦出的火花是如此地绚丽壮美、辉煌灿烂！
信仰在碰撞中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