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次“落——起”——党建思想基本形成
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根据地的发展，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4〕但是，由于党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中，而且红军建立不久，其主要成分是北伐军的雇佣士兵、大量的农民以及解放过来的兵员，旧军队作风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便大量地反映到党内和红军中来。当时，红四军党内和军内都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红军党的建设，成为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1929年6月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却偏离了毛泽东自井冈山斗争以来关于建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重要原则和政策，削落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会议进行选举时，陈毅当选前委书记，毛泽东未能连任。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这给红四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年9月，在毛泽东没有参加、陈毅赴中共中央开会尚未归来的情况下，朱德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会上极端民主化思潮蔓延。大会开了3天，争论不休，毫无结果。
1929年10月下旬，赴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的陈毅从上海返回，带来了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党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自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以来有争议的主要问题，维护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为开好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奠定了可靠的基础。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著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等多种决议案，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第二次从政治低谷中走出来，重返党的领导岗位。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会议。会上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建党建军经验的总结，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基本形成。邓小平曾评价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5〕
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决议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6〕只有把红四军的党建设好，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使红军担负起创造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致完全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决议指出，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途径，就是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从组织上进行建设。决议从红四军的实际出发，深刻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错误思想及其危害性，并指出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7〕而“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做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8〕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决议强调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等“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坚持民主集中制，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各部队认真组织了对决议的学习，自上而下掀起了一场反对不良倾向的运动。通过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和贯彻，红四军中的错误倾向有了较大的克服，党的建设方面有了加强，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政治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也有了较大改进。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