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于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精简整编，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特点是裁减员额数量多、范围大，涉及各个方面、各个系统，工作极其艰巨复杂。但由于决策正确、领导有力、教育深入、工作细致，精简整编最终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20世纪80年代的“百万大裁军”，军委、总部对各项精简整编命令执行得非常坚决，“军令如山”，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和阻力，执行命令决不“拖泥带水”，也决不因老部队、老关系等因素给予照顾、动摇决心。例如，在十一大军区合并为七大军区时，原计划保留昆明军区，裁撤成都军区。但经过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考虑，决定撤销昆明军区，将其辖区与成都军区合并。当时，昆明军区部队的主体是邓小平领导的原第二野战军的老部队，但作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并未因自己的老部队被裁撤而改变决心和计划，而是坚持从大局出发，果断下达命令，从而确保了精简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
启示之五：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选准改革的突破口
历史经验表明，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选准改革的突破口，找准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持续性与阶段性、革命性改革与局部性调整的关系，对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取得最后成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体制编制在军队战斗力构成中的作用看，体制编制是人和武器的组织形式和结合方式，其合理与否直接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从改革体制编制入手，通过结构的优化谋求军队整体功能的增强，无疑是达成军事改革目标的关键环节和捷径。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军队的改革也大都是从调整体制编制入手，把体制编制优化作为军事改革的支点。对我军来说，把改革的突破口选在体制编制、构建新型作战力量体系上，不仅有利于军队建设总目标的实现，而且现实条件也比较成熟、易见成效，能够较快地推动和促进其他方面的改革，为解决军队其他问题创造先决条件。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通过对军队建设现状的透彻分析，在头绪纷繁的众多问题中，突出了体制编制改革这个重点。他把军队“消肿”作为改革的重点十分尖锐地提出来，强调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体制编制上存在的弊端，是影响和制约我军建设和改革的主要消极因素，只有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为新时期军事改革扫清障碍、开辟通路。把体制编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既抓住了我军现实存在的问题和症结，也体现了军事改革目标的要求。从我军现状看，长期以来，体制编制存在的弊病突出表现为：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高级机关机构臃肿、部门重叠、职责不清、效率不高、指挥不灵;部队编组和编制过于单一，合成程度低，不能适应多种作战任务和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需要。如果不从体制编制上理顺关系、解决问题，其他方面的改革就难以推进。
启示之六：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必须坚持以军事理论为指导
国防和军队改革，军事理论具有先导作用。我军调整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凡是在正确军事理论指导下的改革都能顺利进行并达成预期效果，否则就会发生曲折、反复甚至失败。如今，为了赢得21世纪军事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牵引和指导未来的军队建设及军事斗争准备，各国军队非常重视对军事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关于“21世纪军队”和“21世纪战争”的理论层出不穷，酝酿着重大的理论突破。在这次国防和军队改革过程中，军事理论也应当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具体应实现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对未来军队和战场进行超前设计。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军事力量的先进性是各国军队关注的焦点，为了争夺军事发展的领先地位，各国军队把预先设计未来战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军队，作为军事理论研究的重点，强调立足现实、着眼未来，通过预测武器装备及战争的发展趋势，提出适度超前的军事理论以牵引军队的发展，以理论上的先进性促进和保持军队建设的先进性。二是注重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筹划国防和军队改革。高新技术的发展，使战争力量及其运用的整体性越来越强，战争越来越成为“系统与系统的对抗”。因此，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筹划未来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通过改革与完善军事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来提升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三是注重通过军事演习等实践活动推动军队改革的发展。战争条件具有不可重复性，在上一次战争中被证明是先进的军事理论，在下一次战争中可能已经落后。而胜利的军队往往容易排斥与传统相冲突的新鲜经验，这是导致军事理论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为了使军事思想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在相对和平的时期，世界各国普遍重视通过军事演习、试验、模拟等方式，创造近似实战的条件，不断完善国防和军队改革。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还要广泛采用模拟仿真、建立定量化模型等现代科技手段，增强改革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力求形成武器装备更新、体制编制调整、教育训练改革与军事理论创新之间的良性循环，以真正发挥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