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把军队改革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实现军队改革与国家整体改革同步协调发展。历史经验表明，我军的改革必须与国家的改革相适应、相协调，并随着国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深化。建国后，在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家经济建设方针，一方面加强自身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巩固和加强海防、边防，为国家创造一个安定的内外环境，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1954年后，人民解放军通过精简整编和集体转业等方式，向地方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才，组建了一些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设兵团。1954年，在新疆屯垦的约14个师的建制部队集体转业，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56年6月，铁道兵7个师的官兵先后从南方转业，随后挺进北大荒，创建了一批国营农场;1958年，又有近10万转业复员军人从全国各地分批进军北大荒。这些转业复员到农垦战线的解放军官兵，为发展国家的商品粮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也始终关注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要求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他关于军队建设和改革的论述，在很多场合下都不是单纯地就军队讲军队，而是与国家总体上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强调军队要从国家全局上考虑自身的改革和建设问题。他在担任军委主席期间作出的许多军事改革的重大举措，如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裁减常备军员额100万人，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向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向转变等，都体现了顺应和服从国家建设和改革大局的总体战略考虑。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强调军队改革要与国家的总体改革同步发展。如随着国家人事制度的改革，军队的干部制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随着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军队领导体制也必须加以调整、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军品贸易和军品采购、军队后勤供应制度等也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等等。实践证明，把军队改革与国家总体改革有机联结起来，既适应了国家总体改革的需要，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总体改革的发展。
第五，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积极大胆而又稳妥地推进军队改革。改革本身就是一场积极且创新性极强的社会活动，任何一场改革都是一项创造性、探索性的工作。回顾国防和军队历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之所以搞得很顺利，首先是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具有开拓精神，大胆、科学地制定决策分不开的。决策者不仅有很强的政治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又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高瞻远瞩、大胆决策、敢于试验，同时又具有科学严谨的精神，把精简整编的措施建立在适合国情军情的可靠、可行的基础上，采取各种稳妥的方法和步骤，扎扎实实地推进军事改革。邓小平在谈精简整编工作时说：“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工作要细。”所谓决心大，就是认识到的，看准了的，就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使精简整编方案得到彻底贯彻，实现精简整编的目标。邓小平说，“下了决心，坚定不移”，“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他还指出：“搞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不行。”他把精简整编看作是一场革命，“要用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姿态来对待这项工作，舒舒服服、修修补补或安于现状是不可能搞好改革和精简整编的。”他要求，在宏观指导上要制定一个“革命性”的精简整编方案。在具体执行中，既要讲清道理，又要严格执行纪律。经验证明，精简整编的方案带有一定的尝试性，即使一个被认为是较理想的方案，也不可能适应所有方面的要求和被所有人接受，“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因此，他强调要把这个话说在前面，要求全军要顾全大局，要有全局观念、大局观念，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的改革，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没有冒太大的风险，这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对改革的时机、方式、方法、步骤、进程、重点等问题的正确把握是密不可分的。
历史教训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防和军队的历次改革，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不容否认，也确实存在一些历史教训。正确认识这些历史教训，对于今天我们搞好新一轮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一，传统上形成和固化的利益“藩篱”难以打破，需要坚强的决心和意志，否则调整改革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国防和军队改革同样也是一种利益调整，它的动力和阻力都与利益相关，只有正确处理好改革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才能使改革健康发展。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在于打破各种利益关系，包括官兵之间、军队各个系统和各个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进行改革前，每一支军队和其中的既得利益者都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利益格局，这当中，有的军人或系统、单位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有的则处于劣势地位，国防和军队改革往往会对这种利益格局进行调整，从而必然会触动其中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一旦触动既得利益者，便会引起他们对改革的疑虑甚至是反对，从而成为军事改革的阻力。尤其是和平时期的改革，由于是在没有外来冲击的情况下对固有权力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因而阻力重重，往往起步难，持续下去更难。面对阻力，如果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如果遇挫而返、浅尝辄止，就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伟大的军事改革，更不可能将之深入地进行下去。因为任何改革，都需要打破固有形态下阻碍战斗力提升的“藩篱”，建立新的更好的秩序。邓小平曾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而是在各级领导机关。因此，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他还坦率地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威望，为了军队调整改革不怕得罪人，才使“百万大裁军”这一艰巨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否则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和平时期推行军事改革，需要有非凡的魄力和毅力，必须有一种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勇于进行改革、敢于冒险、敢于战胜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第二，改革未能按照预定方案推进，导致改革的结果成为各方利益调和与妥协的产物。军队改革涉及各方利益，难免要得罪人，任何一级军队领导都可能面对各种阻力，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没有一定的魄力，是很难推进调整改革顺利进行的，最后的改革结果，就成为各方利益调和与妥协的产物。例如，走精兵之路，必须建设和完善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队体制编制，首先要“消肿”，这是一项重要工作。在1975年至1984年的几次精简整编中，同样的问题多次出现:机关精简过一次，过后又反弹膨胀一次，各系统、单位边减边增、互相攀比，导致人浮于事，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怪圈，甚至出现了增编大于减员的反常现象。经过几次整编，我军员额减到400万人。面对400万大军，从哪里下手对全军更有指导作用呢?这就要弄清军队主要“肿”在哪里。尽管当时中国军队有400万人，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和各类非作战人员。当时，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官兵比例为：苏联1:4.65;联邦德国为1:10;法国为1:17，而中国却是1:2.45。虽然大家都清楚我军官兵比例不合理，但在远离战争的年代，人们往往安于现状，容易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客观需求视而不见，在主观上缺乏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既成的权力和利益格局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也很难打破，改革的阻力常常大于改革的动力。因此，导致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在历史上丧失了一次又一次机会。其结果是：在修修补补、因循守旧之中，军事问题越积越多，落后局面越来越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