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事情
1928年初，18岁的黄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黄杰化装成进香的教徒来到武汉市郊的一处道观。她的直接领导、原武汉分校的教官同样化装成香客正在大殿内等她。教官简明扼要地告诉黄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都有迅速的发展。鄂西地区段德昌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已发展到几百人，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中央决定派你去鄂西工作。”
黄杰又惊又喜：“鄂西?我老家就在那儿啊!”
教官道：“这正是派你到那儿工作的有利条件。喏，这是你到松滋县后联络用的荷包。”
黄杰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匆匆上路了。她化名桂青，担任了第一任中共松滋县委书记。
1929年黄杰乘江轮奔赴上海。
她被分配在当时常驻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奔走于江苏、上海、香港、湖北等地，在中央军委、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做交通联络工作，并在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潘汉年同志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活动，担任过闸北区女工部部长、沪东区女工部部长。黄杰与帅孟奇大姐就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认识的。当时，帅大姐在烟厂做女工，工作接触很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黄杰曾经得到当时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与帮助。
黄杰曾经满怀深情地向人讲过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
那还是1930年的冬天，我给周恩来同志当交通员，住在英租界成都路的一幢洋楼里。
一天，恩来同志派我将一份军事情报送到同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刘伯承那里。我便把这写有绝密情报的纸条装在茶叶桶里，用茶叶埋好，穿上时髦的旗袍，像走亲戚一样，大大方方地穿过繁华的外滩和南京路，径直走到法租界愚园路刘伯承同志的寓所。那座房子在一处很僻静的角落里。我七拐八拐，才来到门前。按照地下工作的规矩，过去我们约定了安全信号：在窗户上系一根红头绳。我停步朝楼上张望，糟糕!发现窗户上的红头绳不见了。按秘密工作的规矩，不见安全信号是不能贸然进去的。那时候，伯承同志化名林直木，是以教授身份作掩护。这位“林直木教授”没有三亲六故来往，岳母吴老太太，又素喜烧香拜佛，宁静的屋内时常香烟缭绕，是极好的掩护条件，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然而，安全信号确实没有了。我心急火燎，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跑回成都路寓所，浑身像散了架似地疲惫不堪。我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平时对我爱护备至，这一次因为事关重大又十分紧急，脸顿时铁青。他非常严厉地责备我：“直木同志刚刚来过电话，不可能出事，准是你这个丫头贪玩耍，误了事！”我顿时心里极为委屈，背过身来，在屋角悄悄地哭泣。恰恰在这时，伯承同志来了。他弄清事情原委，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我很快把事情弄清楚，回头告诉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回家后告诉我们：这是一场虚惊。原来是他夫人刚刚从乡下来，带了两只母鸡，一时找不到绳子绑，看到窗户上有根红头绳，不知道是安全信号，就随手拿去绑鸡了。周恩来同志和我听了，都哈哈大笑，一场误会云散冰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