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季反“扫荡”之后，二姐范景明奉命离开完县，回白校学医。这时，白校迁址，从唐县葛公村迁到阜平县大台村，这里距王平夫妇的住地稻园村只有6里地。
一个星期六下午，白校放假，范景明像一只快乐的小白鸽，飞到了6里外的姐姐家门口。好几级台阶，她三蹦两跳，“嗨”的一声跳进了门坎。猛抬头，见一位青年干部正襟危坐地在跟王平谈话。
那人见范景明跃入室内，脸唰地红了。范景明则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一头扎进了内室。
大姐范景新轻声地对她说：“看见了吗？他叫王宗槐，原是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刚调来，任三分区政治部主任。怎么样？”
那时，范景明正在学医，对医务工作者十分崇敬，而对政工干部则不屑一顾。加上王宗槐比她大7岁，出于这样的两个原因，她开门见山地回答说：“长相尚可，只是嘛，政工干部，板着脸，可敬不可亲。”
王宗槐走后，王平夫妇跟她讲了个“活辞典”的故事。
日军在百团大战中吃了大败仗，他们不死心，妄图报复，立刻调集7万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采取了“铁壁合围”和“梳篦式清剿”，这就是1941年秋季反“扫荡”的缘由。
一场大战之后，军区机关从灵寿县李家沟回到了平山县的陈家院村。党中央十分关心晋察冀干部的伤亡情况。晋东南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来一份电报，要晋察冀军区组织部上报一份营以上干部名册。项目不多，只要写上姓名、部别、职务这3项就行了。
那时，组织部编有5个科：组织科、青年科、统计科、巡视科，都有科长，惟独干部科长由部长王宗槐兼任。
两名干部干事到职不久，情况不熟悉。更难办的是，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不要说干部档案，连份花名册也没有。
这种状况是敌后抗战的特殊环境造成的。1939年秋，晋察冀第一次反“扫荡”时，组织部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烧掉了不便携带又无法转移的文件、档案、资料，只搞了个干部履历表，埋在唐县稻园村。不料，日伪军挖地3尺，把它挖了去，暴露了晋察冀部队的一些实力。
聂司令员指示说：“往后，反“扫荡”前把文件、表格统统处理掉，反扫荡之后再填表、整理。”
后来的几次反“扫荡”，八路军总部急着要弄清楚牺牲了哪些干部，发来了急电，要求把营以上干部花名册立即报上去。若制表发下去，填表后再汇拢，显然等不及。
